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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罗对话” 

●牧惠
南方周末2002-12-19

　　终于见到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篇盼望多日的文章了，心
头不禁为之一快。

　　假如鲁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活着，他的命运如何？这是知识界不少人心
中早就悬着的一个大问题，是“文革”后人们终于敢在文章中提出并作种种猜测
的大问题。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记录下一个听来的毛泽东的权威答案：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文字，引起人们
的热烈关注。有认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斥责的。《文艺报》秋石的文章
是后一种看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就显得有点杀气腾腾，文章末尾借用杨宪益夫人戴乃迭女士的一段话，指责周海
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写出一本可以赚大钱的畅销书。

　　对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完全可以。但是，提高到
“爱护鲁迅”和“道义”的高度来教训“鲁迅后代”该如何如何，指责他为什么
不谈这个，不谈那个，却偏偏把这件事捅了出来，这就有点怪了。似乎周海婴想
写什么，得写出个提纲找他审批。这已经远远超出讨论的圈子，几近于讨伐，很
难让人苟同。黄宗英和罗稷南侄儿陈的文章《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证明，
围绕着毛泽东回答罗稷南问题的谈话，确有其事，毛泽东确实这样回答。

　　否定周海婴这段记录的论者，持的都是大体相似的理由：从1937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到1976年9
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倍加敬崇鲁迅，讲的都是鲁迅的好话，没有讲过否定鲁
迅的话。这些持疑者所引的当然都是从毛著上可以找到的文字，不能怀疑其真实
性；但是，这些论者（其中一位一口咬定事情发生在3月即反右之前，光是这一
点足见态度极欠严肃，连有关的资料也懒得查）显然忽略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
为转移这个颠扑不破的原则。既然一问一答是发生在7月“反右派”高潮时，毛
泽东的讲话同3月份动员人们“大鸣大放”时对鲁迅的说法不一样乃至相反，又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用3月份在会议上的谈话去否定7月份“反右派”时的
谈话，根本站不住脚。从黄宗英听了这番对话后，“疲惫得几乎晕厥”不敢再想，
不该再谈，甚至在写《毛罗对话》前还得征求律师的意见，从以上情况看，黄宗
英不仅当时震颤，45年后仍余悸在心，这番话的分量是够重的。周海婴这番记录，
有功无过。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历史，还会发现，即使在建国以前，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
也是有保留有条件的。1941年，时任《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的丁玲指出，“今
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鲁迅）的坚定的永远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
一切。我们这时代还要杂文，我不要放弃这一武器”。她为此写了《“三八节”
有感》，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如此等等，这些人很快就遭到了批判、撤
职，王实味还为此送了小命。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
迅笔法”的那一段话，就是针对丁玲这类话而发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终于
明白，这段话说的是，鲁迅之所以完全正确，在于他尖锐地嘲笑的是法西斯主义
和中国的反动派蒋介石等反革命势力，而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鲁迅
那一套则是行不通的。“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
场上去了”。用1957年7月的话来说，“右派分子”就是这种人。如果鲁迅果然
活到1957年，很难设想他能“识大体”到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握手言欢，那么，
除了三缄其口外，等待他的可能是进班房。当然，这是毛泽东在兴头上极而言之，
由于鲁迅的地位，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封杀他，根本不发表他的文章和谈话，让
他靠边站。反对周海婴的这段记录者所估计（？）的鲁迅仍如几个月前毛泽东讲
的那样，无所畏惧地写，“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而又平安无事，这一
愿望肯定会落空。

　　从周海婴的书到黄宗英的文章引发的这一场笔墨官司，又一次验证，“凡是”
这种习惯势力，有时是大得吓人的。

　　周海婴付出被非难的价值，得出这个警世的结论，是收支平衡，还是得大于
失，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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