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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说诠释中国特色 二十年后看金庸
祝华新
当“文革”扫荡了传统的是非观的时候，偏居一隅的金庸
沉静地提起笔，给海内外华人讲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故事，
告诉人们什么是道义。
十五部看似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对于普及儒家的刚正、
道家的飘逸和佛门的慈悲，以及接续千古“美文”传统，贡献
巨大。
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其实，金庸本人
何尝不是在用小说诠释“中国特色”。
过来人都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与
邓丽君的歌曲、电视剧《霍元甲》和《英语九百句》等一道，
最先涌进大陆的文化产品。不少当时看似新奇的玩意儿不过是
昙花一现，而“金学热”却长盛不衰。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
教授抱怨说，如今的大学生撰写学术论文时一不留神就用上了
金庸的武功术语。不过，连陈教授本人也曾经苦读武侠，一部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是小说类型研究的专著，也是侠气峥嵘
兼文采斐然的性情文字。
表现中国人的美好感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短篇《越女
剑》，这15部脍炙人口的金庸小说颠倒众生二十余年，今天平
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到底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什么难以
磨灭的印迹呢？4月初，借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和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邀请金庸（查良镛）先生来上海出席一个座谈会的机会，
笔者有缘走近大师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早就给女儿买过一套金庸小说，
书皮差不多都给翻烂了。这次，他又买了一套北京三联书店版
的新书，请金庸签名。徐永光说，我愿意女儿多读金庸，至少
可以增加她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中小学语文课非要把一篇
篇文章拆碎了、揉烂了，讲得味同嚼蜡，还不如通过金庸去领
会文学的意境和情致之美。
金庸下榻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时，一个在电脑公司打工的
小伙子刚出电梯，猛然发现这位候梯的佛相庄严的老先生好面
熟，惊呼一声：“金大侠！”情急之中，小伙子把自己的老板
晾在大厅里，转身返回电梯，为的是能与金大侠聊上几句。小
伙子说，他最欣赏的是金庸作品中“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迈
气概和担当精神。
金庸在上海专门接受了一次《小主人报》记者的集体采访。
对于这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们来说，金庸小说是他们为
人处事的“百科全书”———从曲洋和刘正风身上明白什么叫
友谊，从谢逊对张无忌的呵护体会深沉的父爱，而杨过与小龙
女的故事则使他们对圣洁的爱情有了一种朦胧的理解和期待。
由此，我们可以说，金庸最使我们感动兴叹的，是在那些
光怪陆离的武功和匪夷所思的人物境遇背后喷薄而出的中国独
特的情感方式和人格力量。即使他把故事编派到圣彼得堡和北
极，讲述的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你我他都能心领神
会、心驰神往的人生趣味。在多年的政治运动把基本的价值观、
审美观和正常的人际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背景下，金庸告诉我
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什么叫道义，什么是
人生境界的极致。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无形中充当了普及中国传
统人文精神的“识字课本”。许多人可能没有读过先秦诸子和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但从金庸的笔下深深地感悟到中华民族
的厚重和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也是一部爱国主义
和民族文化的不朽教科书。
坚守至大至钢的孔孟之道
笔者问金庸先生：“儒释道的思想在您的小说中都有痕迹，
从后期作品看，《天龙八部》似有皈依佛教之意，《鹿鼎记》
中的扬州小混混韦小宝又有挖苦明清之交顾炎武等人儒家正统
的嫌疑，您是否最终超越了儒家思想？”对此，金庸断然否认。
他解释说，《天龙八部》因为是以大理段氏为背景，所以近佛；
韦小宝也非正面人物，而是比照鲁迅笔下的阿Q写出中国民族性
的缺点，绝无用他来批判顾炎武等人之意。金庸一板一眼地说：
“我推崇的是至大至刚的孔孟之道，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 与台湾柏杨和四川魏明伦着
意挖掘历史中离经叛道的因素迥然不同，金庸所诠释的是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最为纯正的那一脉人文精神。比如他赞赏康熙，
却绝对不能接受雍正，因为阴鸷冷酷的雍正就是近代的秦始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曾经被告知，秦始皇残忍地剪灭六国、
“焚书坑儒”，即使不算“革命的暴力”，至少与统一大业相
比也只是小事一桩，何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多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历史观的怪
胎，因为我们身临其境而不能自察。就像今年播映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提起雍正把国库存银从700万银两增加到5000万银
两就感激涕零，全然不顾雍正麾下的“血滴子”会随时提走你
的项上人头，甚至帮助专制暴君来埋怨天下直言敢谏的读书人
是“妄谈国是”、“科甲朋党”。把传统的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颠覆”到这种程度，岂不要令横死于雍正“文字狱”下的查
氏先人齿冷？在这一背景下来读金庸，就颇有些正本清源的味
道了。且不说《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等人本有讽喻“文革
”极左政治的初衷，金庸近来还一再表示晚年想写一部中国通
史，通篇要体现一种“人民的历史观”。
所谓“人民的历史观”，与孔孟的“仁政”和民本主义思
想一脉相通，但也不乏现代性。金庸举例说：历来人们总是看
不起外族欺侮、四面忧患的宋朝，但他以为宋朝老百姓的生活
安定富足，最堪称道，尤其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和“嬉
嬉钓叟莲娃”的南宋。再如，人们往往赞美打败匈奴的汉武帝，
但他推行盐铁专卖、与民争利，似不足为训；金庸更喜欢那位
减免税收、与民生息而且肯下“罪己诏”的汉文帝。
金庸本人言行一致，在一些关键时刻以人民福祉为准绳，
呵护正义，拥护祖国统一，颇有侠义之风。
把传统文化推向贩夫走卒
本来，年事已高的金庸到浙江大学履新，事务丛集，脱不
开身。但当他得知此次座谈会的议题是“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
工程”，当即回电表示“义不容辞”、“竭诚支持”。他在座
谈中强调，诵读古诗文不是要学习很多知识，而是要推行一种
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培养少年君子，
即使他们的文章写得差一点也没关系。
所谓“诗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熏陶，是一种启
迪众生、学在民间的文化普及。金庸说，他的一位英国教授朋
友来华旅行，在成都早起散步，跟园丁打招呼说：“小鸟叫得
真好听。”正在修剪花枝的园丁顺口答道：“是啊，‘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他乘船过三峡，又听一名粗豪的船夫
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教授感慨不已：在英国，只有文化
人才背得出古诗；而在中国，贩夫走卒都能出口成诵，这样的
文化根基自然了不起！金庸还意味深长地提起历史上唯识宗的
命运。唯识宗可能是印度佛学中的精华所在，但过于繁琐罗唆，
所以尽管有高僧玄奘、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在中国却
始终推广不开。鸠摩罗什断言“秦人好简”，中国人喜欢简单
明了，确是实情。禅宗简易，直指人心，雅俗共赏，所以望风
披靡。
近现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势衰微，传统文化遭遇毁灭性
的打击。幸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殚精竭虑，终使弦歌不
辍、薪火相传。遥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偏居香港一隅的
金庸沉静地提起了笔，以一种贩夫走卒的贴己语言和引人入胜
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故事，使儒家的刚正、道
家的飘逸和佛门的慈悲穿过声讨“孔老二”的喧嚣，传递给海
内外的华人，并很有希望传递到21世纪。他作为近50年间最好
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对于在“帮八股”下拯救我们的千古“美
文”传统也贡献巨大。
金庸摊开中国青基会编选的《中华古诗文读本》，风趣地
说：“常有外国人问我什么叫做‘中国特色’？我想把这几本
书拿出来，随便背上一篇，就能说明问题。”金庸更沉痛地提
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也可以看作日耳曼民族
和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性格与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的缘故。所
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是要使外国学术与我们的民族性
相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下一代的脑
子里。
《人民论坛 》(199905) 第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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