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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情到矫情——论北大余杰先生“剥皮”有术 
  
沈彬

  生活中就怕有那么一种“卖狗肉的”,“挂羊头”挂久了,竟自把“狗肉”
真的看成是“羊肉”。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
小波”——所谓“北大怪才”余杰,他的第一本书《火与冰》打着大陆版李敖,
北大二号王小波的招牌,文章写得不错,卖得挺红火的,于是乎,紧接而出的第
二本书里不免自信心大涨,一时间李敖、王小波的招牌已嫌不够响亮,便俨然以
鲁迅精神衣钵传人自居了。

   可纵然大胆如余杰辈也不敢公然在书的封面上印出“中国的第二个鲁迅”
这样的字眼来,于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作“铁屋中的呐喊”状,躲在序言里妄言
“蓝血余杰的天才首先表现在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余杰是真正
继承了鲁迅的衣钵……”殊不知几十年前的鲁迅是“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
枪孤身奋战于沙场中,快要被这个民族的苦难与麻木窒息了呼吸;而今的余杰却
有书店里印刷精美、价值不菲的海报作宣传,有报纸杂志上喋喋不休的文章来为
之摇旗呐喊,在“桀骜不驯”之余大概还可以欣欣然地数着五个月内连出两本书
小有斩获的稿费。

   据称,余杰“坦率地承认”: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状态,乃
是支撑他写作方式的三只鼎立之足。又据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
感使他虽身居铁屋却桀骜不驯,杨朔、钱钟书、杨绛、钱穆、郭沫若、季羡林等
大师在他的眼中全成了重新评说的对象,这气势使那些媚俗平庸的伪文人相形见
绌”,于是有了《我来剥钱穆的“皮”》,于是有了《皇帝的新衣——关于
“张承志现象”的思考》,于是有了《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论》、《知、行、
游——重读杨绛》、《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但同在余杰书中,和这些
“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相去不远处却是另一番景象:“又多情、又率真、又执
着”的《书卷多情似故人——读<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有着“清醒的
反省姿态”的《那一代的风流——读夏晓虹<旧年人物>》,还有“热情”而
“冷峻”的《挣扎的心——读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

   同是对文化的絮语漫谈,陈平原说的便被赞为“小文章谈大文化,本是
难于上青天的事,但作者以新颖的角度契入,平平淡淡之处往往有力透纸背之
笔”,季羡林说的却被教训“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保持心灵的自由、
进行理性的思考、追求纯粹的知识,睁着眼睛说瞎说,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学风,
何日方休?”同是追怀往事,夏晓虹所言在余杰看来“这是夏晓虹与遗老遗少和
准遗老遗少们质的区别。珍惜与向往那种感觉,但绝不粉饰和涂改,更不厚古薄
今,只是以古补今而已。”而杨绛所言就令余杰“忽然想起了整天都喜气洋洋的
阿Q,这似乎有点大不敬的味道,但文字中那透骨的世故象闪电一样击痛了我”,
更进一步被斥为“清高、经验、欢悦则极有可能流于空疏、怯弱、庸俗,人格的
分裂恰恰在此时出现。” 乍一看,余杰或褒或贬,嬉笑怒骂恍若羚羊挂角、无
迹可循,俨然一副“正义斗士”的模样。然放眼冷望,余杰翻云覆雨间极大的态
度反差也是情有可原的。

   钱钟书、杨绛两位“荣辱不惊”、“雍容自若”,写篇文章挑挑刺,人家
未必会较真,况且“钱”学当红,“杨”文热销,跳出来唱唱反调,纵不能标新
立异于世,至少也可扬名立万一时;杨朔早是文坛过去式,而且课本文章素不为
学生所喜,骂几句贬一场,少不得可博些掌声喝彩;郭沫若早已作古,且文革时
已然“落水”,倘不抓住了把柄恶狠狠打一番难显“鲁迅传人”的真功夫;既然
季羡林自己也承认对东西方文论“不甚了了”,那么“絮语”若干,哪怕有什么
过激言论,也只是“恰同学少年”好“激扬文字”罢了;至于被剥了“皮”的钱
穆先生,余杰一句“杂文写作,按照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攻其一点,不
及其余’”就算挡过了,盖鲁迅先生乃革中华五千年文化命之旗手,而余杰乃鲁
迅真衣钵传人。这一言一句祭起来都有国产李天王手中宝塔或原装美国大棒之威
力,再添上左一声“(您)心平气和,不愠不火”,右一句“对您豁达通脱的姿
态致以深深的敬意”,又仿佛抹了巴豆粉的萝卜,让人吃了惟有上吐下泻浑身发
软而后已,更无招架之力了。而余杰大加赞赏尽情讴歌的几位学人呢,原来“一
代的风流”人物夏晓虹恰恰正是余杰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原来“书卷多情”的陈
平原“凑巧”正是夏晓虹的丈夫,而钱理群呢,在余杰的书中则处处可见他流露
护犊之情的手笔。

   我们不可想象,大概以桀骜不驯自命的怪才余杰也不可想象:他是否可试
试剥了钱理群的“皮”,驳了陈平原的“书话”,“重读”了夏晓虹的作品。好
在“欺软怕硬”本倒也是中西一理万古亘常的招式,鹿鼎公韦小宝便深谙其中三
味,睿智博学如余杰在这一点上自不遑多让。由此看来,所谓余杰的三只鼎立之
足似可修正为“允许的怀疑精神,局部的批判立场,可能的边缘状态”。据说亚
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估计肯定是胡扯,准确的表达应
该是“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余杰就是明证。

    余杰“抽屉文学”中的纯情已在现代书商的贩卖吆喝声中蜕变为矫情,
《火与冰》中星星点点的思想光芒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剩下职业文人的无病
呻吟乃至卖弄风骚,一如克林顿当年反战的愤怒与今日麦克风前谴责伊拉克动辄
以空袭相挟的“愤怒”,已是今非昔比了。因愤世而拍案是真性情,为拍案而拍
案、为掌声而拍案或为别的什么而拍案则是无可救药的伪饰。

   这个世界上扼杀有很多种,一种是暴力的,比如先割断了喉管再补一枪;
还有一种温柔的,比如将其纳入金钱、权力和名望的体系,让他欣欣然变作个吹
鼓手。前一种扼杀,扼杀得了呐喊的声音却扼杀不了批判的精神;后一种扼杀,
声音还在,灵魂却在鼓吹中涣散消逝,更要命的是,这种贩卖所谓“批判思想”
的声音还越来越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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