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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为人师－－访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人们喜欢把我看成学者，但在我的心目中，老师的地位高于学者，我愿做一名老师。" 

                 ——钱理群 


记者："钱老师，您好！您当年为什么选择中文系？又是怎样和北大中文系联在一起的？还有您当
年的一些经历。"

钱理群教授："我选择中文系，主要是因为我当年梦想成为作家，接触广泛的人生、社会。在50
年代，我是56级，当时高考压力不大，招生人数多于报考人数，上大学不是问题，关键是上最好
的大学。当时苏联有位儿童文学家叫盖达尔，很有名，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就想做这样的儿童
文学家。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进来后觉得不太适合，首先是因为家庭背景（钱教授父亲是
国民党高级官员），还有自己活动能力不强，不太喜欢并且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于是就提出转入
文学专业，当时系里同意，但校方不同意转。1958年教育革命，北大中文与人大新闻合并。当时
就怎样看待记者问题展开争论，如果想有较宽的知识面，那么北大好，但一般认为新闻记者是政
治家，是党的喉舌，应该去第二党校——人大。当时还因为想留在北大受批判，说是走白专道
路。当时文学和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差别不大，文学专业文科实力稍强，当时季镇谁给我们上
课，他当时是副教授，游国恩先生年纪大一些，给文学班上课，现在看，他们实力都很强。在人
大毕业后我被分到作协，当时处在困难时期，刊物纷纷下马，要重新分配，部分人从北京要派到
贵州。那时觉得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越边远的地方，越空白的地方就越能施展我们的才
华，于是没有太大阻力，就去了贵州。本来说要去那里的新闻单位工作，一到那儿那的刊物也下
马，这样去的人分成三股，党员和家庭背景较好的还是留在新闻单位，当时划分的右派不能下到
基层接触群众，就留在大学作资料整理工作。但我是走"白专"道路，政治落后、不积极，是中
右。"

记者："洪子诚老师，说自己当时虽然很保守但也还是划成了中右，和您一样。"

钱："是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分到贵州安顺地区，到了那儿整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开始还
以为只是路口在那儿歇歇脚，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里。那里的干部说，去了那儿就回不来了，因
此，我们受打击很大。那里物质水平很低，面临着饥饿的现实。我被分到一所卫生学校作教师教
语文。卫校的学生都是农村孩子，学生对语文这门副科也不感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上第
一堂课时，讲台上放着骷髅，很吓人。就是这样，我们从中国社会最高层，一下子落到最低层，
几乎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记者："那您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钱："当时需要选择怎么办？现在看我后来全靠那时的设想，我把它称为"狡免两窟"，当时想考研
究生，另外带去的书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的两种，我希望考研，做鲁迅这方面研究，当年在大学里
就对鲁迅的文学书籍感兴趣。开始说可以考研，但后来又不允许了。这时目标很渺茫。于是就面
临着现实的选择，小学时，我想做一名老师，觉得教学是很好的职业，就开始作老师。上过一段
课后发现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对文学感兴趣，就想教这一两个学生也不错，我口才好，备课也很认
真。就这样，我的现实目标是作老师，长远目标是作学者，没有现实，远大目标就没法实现，但
只有现实目标，人就会安于现状，没有动力，安于优闲的生活。这种办法，我向年轻人推荐，尤
其是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后来，我在学生和当地人中颇受欢迎，当时响应党的号召，与学生
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我当时也很年轻和他们年龄相仿，都成
了好朋友，我从21岁到39岁，在贵州整整呆了18年。"

记者："那您又是怎样回到北大的呢？"

钱："78年恢复高考，允许考研，我当时。已经39岁，而考研年龄限制在40岁，这对我来说是最
后一次机会，而且报名时，距离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文科可以说我从60年到78年经历了
18年的准备，从某种角度可以这么说，作为和名老师的现实目标，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等
待这一天。但英语扔下很久，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月时间内捡起。王遥老师很有远见，向系里提出
北大如果想招到最好的学生，想要人才就不要考外文，否则这批优秀的学生考不上来。后来宣布
只有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不考外文。当时报考这个专业的近700人，只收6个，可以说百里挑
一，我当时考了第一名进入北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把北京大学看得非常高，我想给系里老师
写封信，但是不敢，觉得自己很差，因此现在我对于那些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特别客气，因为我
了解他们的心情和我当年一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大。"

记者："在北大您是怎样开始对鲁迅的深入研究的，讲一讲您的学术风格又是怎样的？"

钱："我从前一直是用毛泽东的观点来看鲁迅，但是进入大学后需要打破正统的系统，重新建工一
个体系，可以说从1985年开始，才有了独立的自我，我也成为独立的学者。我的风格很简单，从
我的经历可知，基本是两个方面。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史。鲁迅是我研究的基本出发
点，而从变化的重新调整的角度去看鲁迅，比较困难，但可以走迂回道路。我试图看一看同时代
的人，老盯着鲁迅是深入不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转向了对周作人的研究，确定了搞鲁迅、周作
人的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了鲁迅。在比较的视野中获得对鲁迅新的突破。当时周作人有作为汉奸
的政治问题，而且我对周作人一无所知，是全国第二个搞周作人研究的人，当时除了名字什么都
不知道。文章完全是从原始资料、报刊上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下了很大功夫，搞了三、四年时
间，找线索编辑，按年谱把著作一本本编起来，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大家较奇怪，正文不到两万
字，注释却将近万字，每一个论断却有一大段材料为根据，否则根本通不过的。我的研究鲁迅是
一个点，周作人是另一个点，以后基本从两个点开始，研究鲁迅写了《心灵的探寻》，研究周作
人写了《周作人传》、《周作人论》等，包括研究曹禺，皆是把知识分子搬上舞台。然后我觉得
不能孤立地看中国知识分子，还要看世界知识分子、人类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在大体系中，因而
又写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寻找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通道，写人类
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研究决定我的理论特点有两个：首先它不是纯粹文学研究而是思想史，文化
史的交接，研究作家，但从作品出发，纯是交叉性的研究。另外一点是它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是
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它把主体和客体置于我内心，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带有自我反省，自我
解脱、自我升华性。这种研究有自己的难度，必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如曹禺、周作人等有内心
的矛盾，如果能找到恰当的契合点，那么会有助于对客体的认识，所以他不是纯理论研究，是主
客体融合的研究。从正统角度看是野路子，不太常规，所以有人说按学院派观点我谈不上是严格
的学者，我自我鉴定时也说："钱理群的学术历来是有争议的"。我追求一种研究的个性，我认为
学术研究更应有个性。我的另外一个追求，大家不太注意，但我很重视就是我对文学史的研究，
为什么呢？这是由我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研究者一般是把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分开，我的研究虽不如专家研究得深，但小说、诗歌、戏剧我都能讲，这是其它人所
不具有的。有这样的兴趣是比较适合写史的，而且我客观把握理论思维能力也较强，正适合文学
史这种综合性研究。我曾和黄子牛老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
谈》，较有影响、和温儒敏老师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和吴小东，及社科院的专家们
合作《绘图本中国文学史》。进入90年代后，开始搞40年代文学研究。这一段的成果，有即将出
版的《1948天地玄黄》，还准备写40年代小说史。我的每本文学史的形式都比较讲究、方式不
一样，尽量寻找一种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文体，寻找一种契合。我认为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创
作，希望能够自由表达自我，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目前我的研究、创作主要是"还债"，偿还那些
曾经帮助、支持我的人，我心里很感激他们，还有"圆梦"。我研究曾高，也是因为年轻时喜欢演
戏，对戏剧有兴趣。还有作文学的普及工作，中学课本中的名著重谈对鲁迅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
重新解释，写普及作品做启蒙工作，因为我是教师。我把教师工作看得很重要。还有就是自我拯
救，自我升华。我把学术追求和精神追求连在一起。"

记者："钱老师，您在北大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您和学生交往密切，您的治学是否同您与学生的交
往有关呢？"

钱：是的，关系很大。我搞教育可以说有35年了，从中专老师到大学老师。但每当新学期上课我
都很紧张。我担心我的一套能否为学生接受，因为我们年纪相差很大。我上课前要精心备课，包
括上课的板书等等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刊物上我也发文章，我觉得很正常，这不是刻意的，
那就是我的经历。另外，我和学生聊天、谈话，我都认为这是双向受益的。我的最初的、新的、
不成熟的想法都是在和学生的交流中逐渐发展的。还有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我也受启发。在我的
著作中，也经常引用学生的观点，而不太引用学者观点。很多时间，我和全国各地的学生通信，
我在系里的信是最多的，有的学生是先和我通信然后再考我的研究生的。我的研究离不开年轻
人。我离不开北大学生，我精神的基地是北大、贵州。贵州不能没有北大、北大也不能没有贵
州，民间和学院各有优点，民间也有很多学者并不比我差，只是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北大。我的经
历来自民间，我不会忘记民间的根，我在北大保留着民间的记忆。"

记者："时值北大百年华诞，您对北大有什么希望？"

钱："我因为要写本书《北大与新文化运动》，因而正在研究校史。75年前，也就是北大在庆祝
建校25周年时，报纸，广告上号召北大老师、同学进行反省。蒋梦麟说：北大的纪念日就是全校
反省的日子。教务长胡适也谈到回忆与反省。在学术成果与图书展览过后，胡适说，展览的100
多本书中，其中没有几本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他认为北大学生没有创造知识，只是在贩卖知
识，是学术痞贩，他为此感到汗颜，而且感到羞耻。李大例在讲演时，也说北大没有学术成就，
就不能万岁。鲁迅曾说过，不自满的时候，才有希望，自满就没有希望。我认为北大现在缺少自
我批判的精神。北大基础好，有问题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敢不敢正视危机。这是其一。另外
一个问题不仅是北大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那就是教育观念教学观念的问题。什么叫教育，
什么叫大学，什么叫北京大学，这是原点，是根本问题。蔡元培说过，教育是培育人的人格。大
学不是求得功名，也不是贩卖知识，是学问研究，学者要有学者人格，中心是人的精神。假如一
个人只有适应社会具体生存的知识，但却缺少综合的品格，那么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大学教育是
要培养有精神追求的人。现在的教育有所忽视，只是带有类似技术性知识培养的职业教育。大学
应该更高一点，北大应该更高一点。"

(摘自《北大名教授访谈记》，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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